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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退税新政的几个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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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清河114羊绒网 发布时间：2007-7-16 10:19: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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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出台的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在取消和降低出口退税率商品种类方面，均为近几年历次调整之最。鉴于我国贸易顺差已经连续两年突破千亿美元，今年前5个月贸易顺差累计数额又同比增长83%之多，攀上了857.2亿美元的新高峰；鉴于巨额贸易顺差给我国带来的流动性过剩、资产市场泡沫横飞、通货膨胀压力加剧等问题日趋严重，压缩国际收支双顺差是中国当前宏观经济调整的重头戏，而财税政策从来就是见效较快的政策工具，此次出台出口退税新政并不十分令人意外。与此同时，鉴于长期的高出口退税养活了一大批躺在出口退税上苟延残喘的企业，也给一大批出口企业提供了无秩序价格战的本钱，为了提高出口效益，调整出口退税政策已是十分必要。
尽管如此，出口退税新政并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而且还应注意防范其实施后可能带来的问题，以便保证取得如我们期望的效应。
首先，中国贸易顺差和美欧贸易逆差不是中国单方面的问题，而是中国与美欧双方的因素共同造成的。针对全球经济失衡局面，“挤出效应论”着重强调美国和其他经常项目赤字国消费过多、储蓄过少、对资金需求过度；“挤入效应论”则着重强调经常项目盈余国家储蓄过多而消费、投资过少，导致资本过度供给；实际上这种局面是“挤出效应”和“挤入效应”共同导致的，因为正是在美国人寅吃卯粮式消费需求、以及满足这种消费需求的预期利润的拉动下，中国才有过多的资金投入投资而不是国内消费。而且，美国等发达国家，在二战之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为了执行课税政策和转移支付规划，为了比较平均地分配可供支配的收入，低储蓄率和低投资率是得到政府和舆论界认可的，由此形成了一套“低储蓄、高消费、高负债”格局；而由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由于在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其政界更倾向于将调整的负担推给别国而不是自己承担不无痛苦的经济调整，导致其“低储蓄、高消费、高负债”格局迟迟难以真正转变，这才导致其他东亚经济体的庞大顺差经久难消，只不过具体表现的经济体从日本到东亚四小龙，现在又转移、集中到了中国大陆而已。
鉴此，调整我国宏观经济失衡和全球失衡不能仅仅依靠中国的调整，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需要调整；根据受益和公平原则，美欧需要作出的调整力度应该更大才对。从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旨在减少出口激励、增加进口和对外投资激励的措施，那么，美欧各方是否也应该采取相应的实际行动了？我国政府将如何督促美欧采取实际行动？特别是将如何督促美国在《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联合情况说明》中的承诺？———“中美双方还同意采取重大措施降低中国国民储蓄率，提高美国国民储蓄率”；“双方决定在今后的六个月中优先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美国将采取措施，增强长期财政责任，并采取新措施鼓励私人储蓄。”我相信，中国国民普遍期待见到这方面的交待。
其次，我国出口规模巨大，从业人员众多。尽管过度依赖出口市场存在很大风险，转向更加倚重国内市场的发展模式是大势所趋，但这种调整需要时间。为此，一方面应坚决落实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另一方面应该从提升产品结构、改善企业组织等方面加大投入，缓解出口退税新政可能的副作用，并促进达到提高出口效益的预期目的，避免发生政策调整回头。
第三，尽管目前需要大力削减贸易顺差，但必须时刻牢记，财富的生产能力永远比财富本身更重要，在经济增长、充分就业、价格稳定、对外经济平衡、不断提升国内产业结构等主要目标中，抑制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增长（即对外经济平衡）是短期或中期目标，而提升国内产业结构乃是长期目标，不能为了中短期目标而牺牲长期目标。
考虑到先进制造业产品具有较强的规模效应，出口市场对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固然要大力削减“两高一资”等低技术、低增值、高污染、高能耗商品出口，但仍应鼓励自主创新先进制造业发展，鼓励其占据国际市场。
第四，2004年以来，我国已经数次调整出口退税政策，从去年9月以来的贸易政策调整尤其密集，今年6月1日起要调整部分商品进出口暂定税率，7月1日起实施出口退税新政。笔者认为，过于频繁的政策调整必然导致企业对政策环境的预期很不稳定，干扰其正常的生产和经营节奏。因此，此次力度空前的出口退税新政发布之后，出口退税制度应当稳定足够的时间。
最后，旨在提高出口效益、推动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政策调整方向已经提出数年了，政策调整也已经发生了几次。在政策调整酝酿过程中，不少企业宁可进行活跃的政治游说力求保住某些不符合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目标的政策，却不愿意下功夫提升产业结构、开展自主研发。此次出口退税新政告诫许多企业，与其把希望寄托在游说摆平这个那个人、这个那个势力上，不如顺应政策调整潮流，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积极的实际调整措施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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